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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外媒对延安的赞誉）是真的，我只能说，他们还没有品尝到真正权力的滋味。
　　
　　——宋美龄
　　
　　有一些工作注定是困难的。例如说服蒋介石在抗日军事上进行冒险；例如向紧盯着欧洲战场的盟国祈求多一点关注；再例如为巴巴拉·W塔奇曼的这本《史迪威和美国在中国的经验》写书评。这位才华横溢的作者在本书，以及《八月炮火》里面的笔法，不止一次地让我联想起吉本。
　　
　　老谋深算如罗斯福，也曾有很傻很天真的时候。印象中，威廉·曼彻斯特形容罗斯福频率最高的词似乎就是sophisticated（在中国问题上，真正老谋深算的却显然是英国）。罗斯福对中国的付出不可谓不真诚：数十亿美元的援助法案，废除并督促英国放弃在华的不平等条约，粉饰蒋介石政府的形象，以及搭上了数千条美国士兵的性命。结果呢？按塔奇曼不无惆怅的说法：最终中国走了自己的道路，就仿佛美国没有去过那里似的。
　　
　　那么，阴险邪恶的美帝国主义，到底犯了一场怎么样的花痴呢？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押错了宝。
　　
　　罗斯福在中国政策的成功有赖于一个前提，那就是国民党政府是一个可以依赖的政府——起码是一个可以存在的政府。并且当时没有别的在华投资项目可供美国选择。可惜蒋介石非但不能提供罗斯福一个可以依靠的臂弯。后者希望中国能够咬住日本，在辽阔的土地上消耗日军，使其无法腾出力量支援太平洋战场甚至欧洲战场。前者却不是一个甘愿冒险和牺牲的热血青年，他只关心自己的权力是否稳固。中国仍然经历着军阀割据，蒋介石的位置并不稳固。而要在武夫当国的背景下真正统一中国，需要极大的信念，以及力量。
　　
　　两者蒋介石都没有。
　　
　　说到信念，孙中山或许有。于是国民党把他神话成一道符咒，这样国父的信念就只需要被诵读，而不需要被执行了。说到力量，蒋介石绝不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家，他擅长经营的仅是权术。美国人想要在中国人中建设军队，他的第一反应却是抵触和防范——因为他怕掌控不了。虽然美国军官认为，吃苦耐劳，服从性极强的中国人是练兵的绝好材料，但蒋压根不想美国人把军队锻炼出来，即便在半壁江山沦陷于日军时也是如此。他不相信人，只好迷信物质，唯有美国援助的坦克和大炮才能给委员长带来安全感。哪怕它们都堆在缅甸的港口压根运不到国内来。蒋介石就像一个在寒冬中瑟瑟发抖的土拨鼠，他的首要工作就是要掐死自己领地上的其他小土拨鼠（共产党），然后就是向援助者乞讨援助（美金，军械，燃料等物资），并守财奴一般守住它们。而对于寒冬（日军的入侵）带来的最大威胁，他真的不是很介意。
　　
　　日军的步步紧逼对于蒋介石的意义，就是他又多了乞要援助物资的有力理由。可惜地球的确不是围着委员长转的——对丘吉尔来说，相比开辟第二战场，中国真的不比毛里求斯要紧多少。盟国的关注主要在欧洲。这让委员长醋意大发。和争宠的女人威胁喜欢闹分手相似，赤果果的宣称要和日本媾和是委员长惯常的手段。虽然很多美国观察家和周恩来的观点一样，都认为蒋“抵抗日本才是一门好生意，这样才能得到更多援助”，但对蒋介石的撒娇，罗斯福都尽力满足了。
　　
　　而美国驻华总指挥史迪威先生可不像总统那么好说话。这位粗鲁而尖刻的绅士是个中国通，曾帮助冯玉祥在陕西修路，甚至在30年代发生袭击外国人事件后，胆敢从天津一路南下，穿过张宗昌的徐州。他是个实干家，讨厌虚伪官僚的那一套，乃至于厌恶人类；他尊重努力工作，踏实劳动的人。今天的一些花里胡哨的户外牛人吹嘘自己徒步穿越过山川和峡谷时，他们没有意识到，就在80年前，就是自己的祖辈，在日军的紧逼下，用肩膀，扁担，舢板和绳索，把北京的政府，医院，工厂和学校图书馆，一点一点搬了过来。于是，史迪威深爱中国人民。
　　
　　至少塔奇曼是这么认为史迪威的。负责的总指挥先生不能容忍堆积成山的援助物资中还没有一发子弹射向日本人。他就像一个战争狂，要求委员长训练军队，整顿纪律，好给日本人一顿狠揍。史迪威认为，如果委员长不这么做，那么就没有理由得到物资。蒋介石认为，如果这样做，要耗费自己太多资源，很可能给别人（例如赤匪）可乘之机。
　　
　　于是蒋介石和史迪威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
　　
　　当时还有一个风云人物不得不提——飞虎队长陈纳德。这位大叔说穿了就是搞NGO的，组织了一班空军老兵来中国志愿对日作战。从他们的勇敢和战斗成就来说，不得不尊重。可是，当陈纳德认为自己应该取代史迪威，并且认为只要给飞虎队再补充几百架飞机和足够的燃料就可以打败日本。。。正如塔奇曼所说，这显然是患上了救世主综合症。马歇尔对陈纳德的看法简而言之就是四个字：精神病人。可是，蒋介石一听到既可以避免大规模的陆军消耗还可以收到抗日效果（关键是能继续得到美国的援助物资），立即报以陈纳德火辣辣的眼神；就像陈纳德投向蒋夫人宋美龄的眼神一样炙热。
　　
　　土拨鼠可以依靠仓库度过冬天。而仅仅有援助物资，救不了中国。拯救这个国家还必须一贯的政策，坚韧的信念，无畏的战斗，以及青年的鲜血。
　　
　　美国在蒋介石身上的投资注定不会成功。
　　
　　第二，会错了意。
　　
　　费正清的说，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做着一个唐吉珂德式的努力，就是试图使中国和自己更加相似，并为此屡败屡试。美国认为，有人的地方就应该笃信基督，推行民主。中国有亿万人，美国人认为他们既然也是人，就应该和破船五月花号上颠簸着的人没有什么不同。
　　
　　美国人意淫着一个甜蜜的恋人。她将成为世界的支柱之一，和自己一起拯救世界。所以1942年，魅力四射的宋美龄来到美国，开始为期半年的自费旅行（反正国库是她私人的）时，美国人报以了极大的好感。在国会演讲时，“优雅，魅力和智慧，她让整个国会感到仿佛是面对着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所到之处是掌声雷动，乃至英美联合参谋长会议成员担心，这位克里奥佩特拉要把罗斯福的芳心从德国身上绑架到中国。
　　
　　宋美龄确有一股子不小的魅力。她不仅征服了陈纳德，或许还征服了威尔基——号称詹宁斯布莱恩以来最伟大的竞选失败的总统候选人（好吧，这个头衔有点长）。我以前读过一篇荒唐的野文，说如果宋美龄和威尔基私奔了并且后者如果竞选成功巴拉巴拉巴拉。委员长一定知道劝降洪承畴的故事，如果真是这样，他不介意在自己的光头上戴一顶绿帽，只要“威尔基总统”能够送来更多的物资。在美国期间，宋美龄的做派毫不收敛，确如女王。她以及宋家人的种种傲慢无礼让白宫服务人员和联邦特工十分恼火。还有一次，罗斯福谈到了刘易斯号召的一次矿工罢工，总统问蒋夫人，她的政府在战时遇到这种情况会怎样做，蒋夫人伸出一个手指在喉咙上划过去。这让罗斯福大笑。可罗斯福当然没有割破刘易斯的喉咙。和民主社会发生的几乎所有罢工一样，总统的对策依旧是无休止的谈判。而宋美龄的割喉动作在中国可不是在开玩笑。两国的巨大差异，正可以在这个轻松的玩笑中解读。
　　
　　在蒋夫人的国度里，最轻贱的就是人命。正如史迪威等美国人观察到的，这里的人吃苦耐劳，习惯服从。如果他们反抗，那一定是因为实在活不下去。多灾多难的中国需要太多的东西，尤其需要时间，例如整整三代人的时间，让这里的人民接受完全不同的另一套价值和思考方式。而这套价值和思考方式，从中世纪欧洲农奴（和中国农民一样善于服从）的头脑里滋生，整整孕育了八百年。
　　
　　而中国最缺少的就是时间。
　　
　　罗斯福并非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对丘吉尔尚且如此。随着宋美龄在美国的时间越长，她身上的光环也在一点点褪去。在美国驻华人员早就对中国不存在幻想：国民党腐败软弱，“可能在战后一年就会发生大规模革命”。所有目睹过国民党政府的美国人都觉得，自己的受助人和敌人其实一样，都是法西斯。中国成为民主和自由以及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好伙伴？这需要太大的努力，事实上，整个20世纪美国都没有完成这个一厢情愿的想法。
　　
　　总统请宋美龄回国，因为这样更能维护好他打造出的中国形象：一个富有朝气的民主国家。
　　
　　同样是在权力中陶醉的人，罗斯福不得不对连任四届表现出内疚和无奈。而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再到那一位风流人物，都感到理所当然。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工作，就是把人的生活模式和期望固定化，社会内部会有升降，但这绝不是“美国梦”式的。从思维到实践，中国的一切都是建立在对领袖的服从基础上的。
　　
　　唯一的争议是：谁做领袖。
　　
　　对于这个问题，中国最狡诈的大人物们，都只能甘受命运的操弄。而美国最无能的流浪瘪三，都会有一张选票。并且是至少每隔二年。
　　
　　宋美龄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家族和丈夫，在命运之神的轮盘上无能为力。她能做的就是继续收敛钱财，越多越好。当美国记者诉说着延安的一切新鲜和活力时，她依靠着窗边，吐出了那句诅咒。
　　
　　这个诅咒依旧困扰着这片土地。想品尝权力的滋味，就要付出交换灵魂的代价，最终共同毁灭，开始再一次的循环。塔奇曼倒是没有关注这个问题。她的舅舅，小摩根索亲手和宋子文签署了援助协议，她更关心的是，为什么在美国付出了如此多的代价后，中国依旧没有变成美国想要的样子。
　　
　　《史迪威和美国在中国的经验》写在71年。这是一个美国人重新对中国燃起希望的时代。这一回，这只舞咱们跳得更久。这一回，美国人不会觉得美国从来没有来过，起码中国已经忘不了麦当劳，沃尔玛，谷歌，facebook，youtube和美式娱乐。
　　
　　只是，谁也不知道，这一次中国将走向何处。